法海寺位于京西翠微山南麓、驼铃古道首驿模式口村。该寺院始建于明正统四年（公元1439年），落成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是由明英宗朱祁镇宠宦御用监太监李童集资、宫廷工部营缮所修建，明英宗钦赐额曰“法海禅寺”。
法海寺四进院落，殿堂形制布局是汉藏俩族僧俗官员共同设计，这在北京寺院建筑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壁画沥粉贴金，曼陀罗藻井造型精美，古白皮松千年沧桑，还有青铜佛钟、四柏一孔桥等均各具特色。
北京老早就流行一句俗语：“先有潭柘寺，后有幽州城”，幽州是现今首都的古称，言下之意潭柘寺比北京城的历史还要悠久。无巧不成书，同样寓意的顺口溜也流传于京西皇家寺院法海寺，倒不是跟北京城比较，而是北京罕见的古树名木——白皮松，那就是驼铃古道模式口村妇孺皆知的一句话：“先有白皮松，后建法海寺”。
说到法海寺，人们都知道它的明代壁画享誉中外、鼎鼎有名，出自宫廷画士之手的丹青妙作真正是富丽堂皇、精美细腻，观之满壁风动，似为自然天成，欣赏者无不拍手称奇。但是前来法海寺游玩、参观壁画的人，没进山门之前就能远远地望见金黄的殿顶上白皮松的枝杈伸向蓝天，总是情不自禁地惊诧两棵白皮松那么高，那么大，那么白，那么奇，那么老，就像是天上神仙们的杰作，特意种在大雄宝殿前，守卫这座神秘的艺术殿堂，保护人间的旷世奇宝明代宫廷壁画，击掌叹为造化之树。
法海寺今存山门殿仍保留着明代建筑风格，四壁立障曰板，拱形券门，斜格木棂窗，前後挑檐雄伟宏大，歇山顶覆以黄琉璃瓦。山门殿後是一东西横向长方形院落。正中设数十级台阶，通向天王殿和大雄宝殿。台阶两侧有明正统八年(1443年)礼部尚书胡滢所撰《敕赐法海寺碑记》和吏部尚书王直所撰《法海寺记》。大雄宝殿在最後一进院落的北端，其东、西、南三面建有迥廊式祖师堂。院子正中有两棵高大挺拔的白皮松，相传已有六百多年历史，至今枝叶茂盛，阴覆半院。院落东西两侧各立一块明正统四年(l439年)所建汉白玉石经幢。殿前台基档侧悬吊着龙纽大铜钟，高达二米左右，铸造精湛，为大明正统上年铸造。钟身上部铸有经文咒题，下部铸《波罗密多心经》、《金刚经》等。
今天法海寺寺院中的步道、石阶、护墙上随处可见石雕的栏板、巡仗、阶条石、地木伏、柱础、望柱、砚窝等散布,可见当时法海寺规模之宏大,但迄今笔者尚未在院中找到唐代的构石,可以说龙泉古寺至今仍是身世不明,唯有两松留下了千年的见证。
法海寺与藏传佛教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建寺时得到了很多藏区法王、上师、国师、禅师、喇嘛、僧官助缘。在吏部尚书王直撰《法海禅寺记》的碑阴刻有大慈法王释迦也失、大国师哑蒙葛、班丹扎释、国师锁南释剌、舍剌巴、禅师锁南藏卜、班卓儿等人的名字,其中班丹扎释在景泰年间被封为“大智法王”。明代皇帝为了保持西南地区的稳定,根据藏区“政教合一”的特点,把藏传佛教三大派领袖先后册封了八大法王,彻底摒弃了元代创立的帝师制度,以法王为藏僧的最高职务,赋予他们很高的荣誉和权力,一方面使藏区喇嘛教派各宗的势力达到均衡，另一方面也使他们感到明朝政府平等对待各派教宗的政策。这样对国家的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寺初建时到底有多大的规模,因还没有作全面的勘探,只能按碑上所言:“先作正殿,药师殿、天王殿次之,翼以钟鼓二楼,伽蓝祖师二堂又次之,方丈、僧房、廊庑、厨库,诸房次第皆成,”(见《法海禅寺记》)“中为大雄宝殿,左右列以伽蓝、祖师二堂,环翼两庑,后殿之前,左为方丈之所,又为选佛之场,四天王殿居大殿之前,钟鼓二楼附焉,护法金刚之殿又居其前”(见《敕赐法海禅寺碑记》),见其规模。法海寺原貌到底有多大,包括四至,目前还不大好考证。但当年寺庙建成后显赫一时,是有史实和实物记载的,寺中既有完整而严格的管理机构,也有众多的僧人以及来自乌斯藏的喇嘛驻寺,这是有明确的文字记载的。在天王殿前王直撰《法海禅寺记》碑的碑阴完整的开列了寺院全部机构人员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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