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禁欲主义
禁欲主义（asceticism）是要求人们严酷节制肉体欲望的一种道德理论。它源于古代人忍受现世生活困苦的宗教教义和苦行仪式，公元前6世纪后，通过东西方的宗教教义和道德哲学的概括逐渐形成为一种理论。它认为，人的肉体欲望是低贱的、自私的、有害的，是罪恶之源，因而强调节制肉体欲望和享乐，甚至要求弃绝一切欲望，如此才能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西方中世纪的
基督教，东方的
佛教，特别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宋明理学的道德说教，将禁欲主义推向极端，使禁欲主义成为一种宗教式的生活方式。
禁欲主义（Asceticism）是指一种以戒除世俗欢愉为特点的生活（也称苦修，austerity）。那些实践禁欲主义生活方式的人，通常会感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具备高尚的道德情操，他们不断地追求这种生活，以达到更高的精神层次。
在一种较为讽刺的语境之中，禁欲主义也许包含着一些类似于自我侮辱，对肉体的仪式性惩罚，或着对欢愉的严厉克制。不过，“禁欲主义”这个词却并不一定指这些消极的涵义。
禁欲主义－词源
“禁欲主义”的形容词“禁欲的”（ascetic）来源于古希腊术语askesis（意思是“练习”、“训练”）。所以，“禁欲”一词最出是和包含严格纪律的训练形式有关，后来则发展出放弃对更高的智慧、情感或精神的追求这样的意思。
在古希腊社会，很多战士和运动员要进行严格的askesis这样的训练，以求得到最完美的健康体质和优雅体态。于是，这种参与askesis训练的人他们的生活样式，或者说生活信条、原则，就是我们现在说的禁欲主义（asceticism）。
禁欲主义－宗教的推动因素
关于禁欲主义生活方式的经验，在宗教和世俗体系中均可见到。比如说，古代希伯来教徒就以绝食来成为圣人；早期希腊人实施一种严格的养生方法（regimen）来为战争做好准备；斯多噶哲学家则反对肉体的欢愉，以求达到更崇高的精神理想。基督教的僧侣则在荒漠中独居，避开世俗的享乐。以及因宗教改革而出现的清教徒，则要忍耐新英格兰冰冷的会议厅中硬木长凳。
禁欲主义通常是与僧侣、瑜伽师和牧师有关的，不过，其实任何个人都有可能去选择过一种禁欲的生活。比如：老子、释迦牟尼、摩诃毗罗、圣安东尼、圣方济各亚西西、圣雄甘地、大卫·奥古斯丁·贝克尔（David Augustine Baker）等等，都能被称为是禁欲者。上述中大部分都离开了家庭，放弃了财产，不愿在家中生活，而情愿过乞丐般的生活，但在他们的信徒眼中，他们展示了伟大的精神力量，或者说，这是一种对世人的启蒙。
1.
印度教
印度的圣人，或者被成为弃欲者（Sadhus），他们的极端的苦行方式是很著名的。这些将自我献身给神性或一种本原的做法，通常就是发誓永远不使用两条腿中的一条，或者是发誓要把一只胳膊往上举几个月甚至几年。但印度教不同教派和不同圣人的苦行方式是千变万化的。
2. 佛教
历史上真实的释迦牟尼在离开了曾经的极度奢侈的生活——他父亲的宫廷之后，养成了一种极度禁欲的生活方式。但对于释迦牟尼来说，他首先却是拒绝极端的禁欲主义，认为后者是对“对苦难的终极解脱”（涅盘）的阻碍。他在奢侈与纵欲之外，找到了另一条满足肉体需求的道路。这就是为人所知的“中间道路”（Middle Path或Middle Way），也成为了佛学中的核心原则。
上述中间道路对禁欲主义调和的程度，取决于各时期对佛教的不同阐释。某些传统是更为强调禁欲主义的。
在《律藏》中所描述的一位佛教“从业者”（和尚或尼姑）的基本生活方式，既不是过度艰苦的，也不适过分享乐的。和尚和尼姑都要有足够的基本生活必需品（特别像食物、药物、衣着、居所这种），从而可以生活得又安全又健康，而不会染上疾病或身体虚弱。《律藏》所说的生活方式也许有些困苦，但其实这和斯巴达人差不多，而与真正的禁欲主义，就相距较远了。为了放弃而放弃是不提倡的，尽管这确实象征着一种个人的自我禁绝。佛教僧侣的生活方式的上述设计，目的是为了防止生活中的物质环境对僧侣的宗教修行产生不良影响。从这个角度而言，不充足的的财产的量，就是恰好满足生活需要，而不是有过多的财产了。
最初一些僧侣请求能够实行一些特别禁欲的修行，但释迦牟尼反对其中的大部分修行方式。这些修行，比如说在空地上睡觉，在墓地或火葬场定居，以布条蔽体等等，它们最初看起来都过于极端，从而有可能会颠覆周围社区的社会价值观，或者有可能因为僧侣们各自比试苦修程度而导致教派分裂。巴利文经典记录下了早期对某些修行方式的禁令，但是这些苦修（比如说头陀行）最终还是为佛教社区所接受下来。在觉音的《清静道论》中就有相关的记载，而且它们最后还成为了泰国林居传统（Thai Forest Tradition）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小乘佛教各宗派相比，大乘佛教的传统在修行操守上要放松一些。这个与重要地区中心和文化中心特殊性相联系的事实，导致了在大乘佛教传播地区人们对待禁欲主义的态度各不相同。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东亚佛教区那里，尤其是在中国和日本，素食主义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小乘佛教教徒必须去吃任何信众所提供给他们的食物，这些食物里面就包括有肉；而东亚的大乘佛教教徒则大部分都是素食主义者。这其中有很多缘故，有可能是因为大乘佛教教义中对素食主义的特别教导，也有可能是因为东亚在佛教传入之前有其自身的文化态势（比如说儒教），还有可能是因为东亚信众捐献的方式有所不同。当东南亚和斯里兰卡的教徒还得去乞讨每天的食物时，东亚的僧侣则是接受来自信众的大量食品（或者是买食品的钱财）。后者在寺院中还设置了一个厨房，厨房人员有僧侣自己，也有世俗的信众，为僧侣们提供日常饭菜。
类似地，多样的经文和文化样态，在其他大乘佛教修行中会带来对禁欲主义的强调。比如说《妙法莲华经》中说了一个故事，讲一位菩萨进行自_焚，将自己献给世上所有的佛陀。这为大乘佛教文化区中的信徒树立了一个榜样，也许鼓励了越南和尚释广德（Thich Quang Duc）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引人注目的自焚事件。其他例子就不用赘述了。
3. 基督教
基督教传统中的禁欲主义，是一个修行的纪律规范，它的目的是要让信徒得到拯救，或者更进一步来说是要让信徒有所悔悟，当然也包括精神启蒙的目的。虽然修道院中的修士和修女的严格修行是最常见的，但其他早期的基督徒的禁欲主义修行也有不少。
古典时代晚期的基督教作者，像奥利金（Origen）、哲罗姆、约翰·克里索斯托（John Chrysostom）和奥古斯丁，都是在一个高度禁欲主义的宗教环境中解释圣经文本的涵义的。通过这些评注，他们创造了一种崭新的“禁欲化的经文”，同时也是一种禁欲化版本的基督教。在经文中我们可以找到禁欲主义生活方式的例子，比如说施洗约翰、耶稣、十二使徒和圣保罗，还有路加所描述的原始基督教社区中的生活（徒4:32）。《死海文书》则向我们展示了古代犹太人的艾赛尼教派（Essenes）的苦修，他们这样做是为了准备一场圣战。所以，哲罗姆这样的修行者其实完全不是禁欲主义的创始人了（虽然很多评论认为他就是）。而且，像圣安东尼（公元251－356年）的沙漠苦修，也是延续前几个世纪的基督教社区或原始教派的苦修传统而已。在早期基督教的文本和实践之中，对于禁欲主义的宗教生活的强调，看来是非常明显的。其他禁欲主义的基督教徒，还比如说是圣方济各亚西西（Francis of Assisi，详见The Catholic Encyclopedia）。
对于现代的读者来说，早期修道院中的禁欲主义，也许大部分像是只有性欲的禁绝。但是，抛弃性欲只是禁欲主义的戒律的一个方面而已。古代的修士和修女们有着其他与抛弃性欲相等份量的需要考虑的品质，它们是：自负、怜悯、辨别力、耐心、评判他人、祷告、殷勤、施舍。对于早期的基督徒而言，贪食是一种比性更为原罪性的问题，所以减少食物摄取痛痒是禁欲主义的一个侧面。举个例子来说，十分系统的《言论集》（Apophthegmata）有二十个以上不同主题的章节，但是只有一个章节是讲性欲的。（详见：Elizabeth A. Clark, Reading Renunciation: Asceticism and Scripture in Early Christianity, Princeton: 1999）
4.
天主教禁欲主义与新教禁欲主义的区别
天主教和新教的禁欲主义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的禁欲主义是出世的，而后者的则是入世的。这种对比在它们各自的隐喻中可以看出来。中世纪禁欲主义暗示了一种对神圣进行冥想的“财产”；宗教改革时期的禁欲主义则代表了一种虔敬的“行动”。天主教禁欲者将自身看作是一个神圣的“花瓶”，而新教禁欲者则将自身看作是一个神圣的“工具”。天主教徒将世俗世界中的行动视为对某人的拯救的威胁，因此转而投入冥想。新教徒则在掌握、控制世俗世界中找到了一种安定感，从而将冥想视为一种自我阻碍。外向的虔信的和积极的生活，蚀去了上述内向的经验。新教徒被迫去付出艰苦卓绝的努力来完成上帝赋予的目标。这种以行动为导向的做法，迫使每个个体持续不断地去找出该完成的任务，然后去谨慎地、系统地完成。这就是一种“义务的禁欲主义”（asceticism of duty）。在这种方法之中，世俗的禁欲主义给一位新教的普通信徒强加一种规范，恰似天主教僧侣所实行的那样。卢梭就认为加尔文教徒是生活在“世俗世界中的僧侣”。
确实，很多新教的禁欲主义应归于加尔文主义。看一下约翰·加尔文（1509－1564）的个人习惯和状态，是很有帮助的。根据加尔文的传记，这位伟大改革家的成人生活，代表了一种“适度节制”（sobriety）的姿态，这其实是一种在极端禁欲主义和纵欲之间的妥协。成人后的加尔文曾经评论道，“我们并不禁止大笑，也不禁止喝酒”，这就表明他已经远离了他年轻时候的禁欲主义信条。不过，他的个人“适度节制”却是站在使他取得改革成就的加尔文主义的对立面的。加尔文比较有名的信徒如约翰·诺克斯（John Knox）则是贬低关于“适度节制”的教导的，他将道德生活定义为自我否定的方式之一。加尔文主义的最初教条被转变为一种苛刻的禁欲规范，这也是一种极端的本本主义，是有关生活方式的精确规范化的理论，同时又是有关工作的强化了的精神。加尔文主义在加尔文死后的传播，几乎都是朝着更严格的教条和修行方向发展的。（我们有必要注意，并非所有的清教徒都是禁欲主义者，而且欧美的最流行的清教主义是一种中和，或者说是妥协。）
上述这种形式的禁欲主义，要求每个个体都必须在他／她的生活的一切方面，具有意志力和坚毅品质。就像新教认为人类的存在是由意愿塑造的这样的观点一样，新教的禁欲主义不仅仅要掌控世俗世界，而且也要掌控肉体。恶人正是在自己寻求一种肉体的满足。食欲则被视为一种形式的“财产”。比如在清教徒中，自我压制实际上成为了一种癖好，他们还有着由苛刻的道德主义所定义出来的人格。清教徒领袖宣称，跳舞、看戏、赌博、抽烟、酗酒、愤怒、以及放纵性欲之中，都含有一种巨大的道德危险。
这种严厉的规范和对欲望的压制是有其回报的，如果我们考虑清教徒与上帝之间的契约的话。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为此构建了“精神重商主义”这样的术语，换句话说就是，如此多的顺从将会换来同样优厚的回报。于是，加尔文主义者就进入了一个“道德记账”的系统，上面的记录是无法抹去的。而在最后结账之前，贷方和借方必须要互相收支平衡。（详见：J. T. McNeill, The History and Character of Calvinism, Oxford: 1954）
5.
伊斯兰教
禁欲主义同神秘主义一样，对于穆罕默德来说——他的信仰有着强烈的社会性——是外来的事物。不过，有些教派比如苏菲派（Sufism），则在某些方面与禁欲主义有着一致的地方。阿拉伯语对禁欲者的称呼是“zuhd”。
6.
苏菲主义
苏菲主义不仅仅是神秘主义的，而且也是一个禁欲主义的运动，就像其名字表示的那样：“Sufi”指的是苦修者的粗羊毛长袍。穆斯林苦修者经常越过在禁欲主义和神秘主义之间的自然桥梁。穆斯林苦修者通过对《古兰经》的冥想和向真主的祷告，这就铺设了一条被真主所吸纳的苦修生活的路途，从而实现苏菲主义所说的拯救。（参见：Alfred Braunthal, Salvation and the Perfect Society,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79）